我是浦东出生长大的上海人。很小的时候对这座城市的区县划分没什么概念，直到稍大一些后，才觉得我所生长的这一块地方好像不大符合许多人对上海的想象。这种想象，是通过影视剧和小说所描摹的“老上海”气息塑造出来的。
小资情调不是流淌在每个上海人的血脉里的。更多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想得最多的，还是柴米油盐过日子，不是每个人都会从日常琐碎里抠出点心思来“小资”的。
前两日和朋友聊到上海，我说我觉得上海的城市氛围里有一种克制的距离感，和恰到好处的淡漠。说得俗一点就是在日常社交中“少管闲事”，放到更宏大的社会和公共生活里，。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，或者说相对于北京和北京人而言，上海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并不是很高，大概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，加上地理因素共同作用所致。在我眼里，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与传统元素发生融合的同时，两者之间的张力也愈发凸显出来：上海的“创新”意识很强，但在这座整体上西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里，许多人在思想和社会、人生选择甚至生活作风上依然趋向保守。当然在这个问题上，还是有代际差异的。再放大了说，这也是中国社会里的普遍现象。
上海的地方保护主义特点还是挺明显的。对本地人而言好处自然有，坏处就是容易使部分人视野局限，滋生出狭隘的优越感，时间久了，就会在大众脑海中形成“上海人排外”的刻板印象。但上海本就是移民城市，平常说自己是上海土著的那些人里头，往上数三代还是本地人的并不多。而我们对于那些从没到过的地方和从没接触过的人群，作出的评价总会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。
似乎在那些沿海省市，殖民历史的痕迹越重的地方总是“看不起”更偏本土化的地方。地域鄙视链演变到一座大城市内部，就是区县之间的鄙视链。这一点上北京大概不比上海好到哪里去，也许更甚，当然我不是北京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老上海还常把“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间房”挂在嘴边，后来浦东开发开放，陆家嘴繁荣起来，高楼大厦林立起来，浦东也开始硬气了，“一片沃土”嘛。
曾作为租界区的那些地方小资情调还是比较浓的，到了夏天路旁的法国梧桐也漂亮得很，去往北京以后我常常怀念。我童年时期对上海“洋气”的最初印象，是在汾阳路一带，汾阳路往北走到尽头，就是那条很长的淮海路。与汾阳路有关的记忆，多会牵扯到上海音乐学院。那时候我每年都要去音乐学院考级，有两年还在那里上过乐理课。
我是学二胡的，五岁开始学，因为有老师在我家那一块教学。起初是两个老师，后来我跟了其中一个。我的老师是上海京剧院的，本身是拉京胡的，大概是艺高人胆大，加上胡琴演奏多少相通，他教二胡也是专业的。我跟了这个老师七年，从五岁学到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级考完十级。学成之后我就不大去音乐学院了。往后到那里，一次是高中时跟着合唱团参加市里的比赛，其余全是路过。
挺长一段时间里，和人说起“我是学二胡的”，我多少有些尴尬，因为对方常常会忍不住笑出来。其实没什么好笑的，但人们总是觉得二胡比起当时小孩子里流行的钢琴小提琴，不够洋气，小学时候上台表演拉二胡，底下的小朋友也不太会在意。但我拉得挺好的，那时候我家楼下住的老爷子是我的听众，老爷子脾气不好，常常呵斥在场地上踢球的那群男孩子，因为球老是往他窗户上砸。往上五楼住着一对老夫妇，应是知识分子，老太太很优雅，年轻时候应该也是位美人。她喜欢听我拉二胡，常叫我去她家做客，还送我小礼物。
有一次考级时的考官，是一位有名的二胡演奏家，叫李肇芳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我们那组拉完后他让我留下，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学二胡，我想了有一会儿，用我的老师对我很好，我不舍得离开的理由婉拒了。后来我妈告诉老师，他相当感动。其实我一直没敢说，当时没有答应下来的另一个原因，是跟着那位老师学琴太远，而我晕车严重。
那时每次考完级我都会跟着我爸在附近一带游荡。我们好几次在金陵路上的一家乐器商店买过琴弦和松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那家店买，但买了很多次，也就记住了。琴弦和松香是消耗品，我拉断的外弦比内弦要多上许多根。松香一般不是被我用完的，都是摔碎的，碎掉的松香用手碰上略微有点粘性，或许也不是粘性，但我形容不来，怪怪的。
考完十级之后，我就不太拉二胡了，三把琴被我束之高阁。难得碰琴是中学时候和同学上台表演。那次和另一位拉二胡的同学，还有一位弹古筝的同学合奏了《渔舟唱晚》，临时学的，还因为这事去了学古筝那位同学家里“排练”，最后好歹可以糊弄糊弄观众。学琴时我最喜欢七级和九级的曲子，书用破了两本，绿皮儿的。当时每天放学回去被逼着练琴，我妈和老师都要求我投入，有时候状态不好，音准出了点偏差也会被批。说得重了，我就边哭边拉，相当悲切，好几次想摔琴，也不记得究竟摔过没有。学九级的时候，老师给我们印了《蓝花花叙事曲》的谱子，因为在考级曲目里，而绿皮书上没有。曲子很长，我也拉得相当悲切。
去音乐学院最频繁的时候，就是学乐理的两个夏天。起初是我二胡老师的女儿教的，大家会去老师家里学。老师的女儿也属猪，比我大一轮，从小跟着老师学二胡，和老师很亲。他女儿讲课极清楚，讲一遍学生就能听懂。前几年听说，她早已结婚生子。后来就去音乐学院上课，上海的七八月极热，还会有台风。05年时“麦莎”台风过境，第二天路上的树被刮倒许多，音乐学院门口的积水涨成了河，顺着汾阳路流。
其实当时要是把二胡学下去，学到演奏级水准，大概以后也能出来当老师，顺带教教乐理挣钱，但走的或许就是另一条路了。人在艺术学习方面的天赋，分布得总是不均衡，我对画画或舞蹈就没多少天赋。学二胡是我爸帮我做的决定，我年纪小没多大主见，就这么学了七年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是更想学书法的。
每次在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，出来总是围了一堆家长小孩。都说把时间花在学乐器上，多少剥夺了小孩童年的天真快乐，但回头看看也没啥遗憾。有考级的时候那边人流量大，有很多摆摊卖音乐碟片和出版物的，不知道正不正规。我还记得音乐学院旁边有家柏斯琴行。
前几年我曾在冬天夜游过音乐学院，学校很小，我进去走了一圈便绕出来。我觉得音乐学院还是很美的，包括建筑和树。不知是汾阳路那儿本身就美，还是过往记忆加持下的滤镜作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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