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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汾阳路有关的记忆

动物园不指南2020-01-13 12:35:14



我是浦东出生长大的上海人。很小的时候对这座城市的区县划分没什么概念,直到稍大一些后,才觉得我所生长的这一块地方好像不大符合许多人对上海的想象。这种想象,是通过影视剧和小说所描摹的“老上海”气息塑造出来的。


小资情调不是流淌在每个上海人的血脉里的。更多普通老百姓脑子里想得最多的,还是柴米油盐过日子,不是每个人都会从日常琐碎里抠出点心思来“小资”的。


前两日和朋友聊到上海,我说我觉得上海的城市氛围里有一种克制的距离感,和恰到好处的淡漠。说得俗一点就是在日常社交中“少管闲事”,放到更宏大的社会和公共生活里,就体现为政治冷漠和闷声发大财。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,或者说相对于北京和北京人而言,上海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并不是很高,大概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,加上地理因素共同作用所致。在我眼里,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与传统元素发生融合的同时,两者之间的张力也愈发凸显出来:上海的“创新”意识很强,但在这座整体上西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里,许多人在思想和社会、人生选择甚至生活作风上依然趋向保守。当然在这个问题上,还是有代际差异的。再放大了说,这也是中国社会里的普遍现象。


上海的地方保护主义特点还是挺明显的。对本地人而言好处自然有,坏处就是容易使部分人视野局限,滋生出狭隘的优越感,时间久了,就会在大众脑海中形成“上海人排外”的刻板印象。但上海本就是移民城市,平常说自己是上海土著的那些人里头,往上数三代还是本地人的并不多。而我们对于那些从没到过的地方和从没接触过的人群,作出的评价总会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。


似乎在那些沿海省市,殖民历史的痕迹越重的地方总是“看不起”更偏本土化的地方。地域鄙视链演变到一座大城市内部,就是区县之间的鄙视链。这一点上北京大概不比上海好到哪里去,也许更甚,当然我不是北京人,我也不知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老上海还常把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挂在嘴边,后来浦东开发开放,陆家嘴繁荣起来,高楼大厦林立起来,浦东也开始硬气了,“一片沃土”嘛。


曾作为租界区的那些地方小资情调还是比较浓的,到了夏天路旁的法国梧桐也漂亮得很,去往北京以后我常常怀念。我童年时期对上海“洋气”的最初印象,是在汾阳路一带,汾阳路往北走到尽头,就是那条很长的淮海路。与汾阳路有关的记忆,多会牵扯到上海音乐学院。那时候我每年都要去音乐学院考级,有两年还在那里上过乐理课。


我是学二胡的,五岁开始学,因为有老师在我家那一块教学。起初是两个老师,后来我跟了其中一个。我的老师是上海京剧院的,本身是拉京胡的,大概是艺高人胆大,加上胡琴演奏多少相通,他教二胡也是专业的。我跟了这个老师七年,从五岁学到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级考完十级。学成之后我就不大去音乐学院了。往后到那里,一次是高中时跟着合唱团参加市里的比赛,其余全是路过。


挺长一段时间里,和人说起“我是学二胡的”,我多少有些尴尬,因为对方常常会忍不住笑出来。其实没什么好笑的,但人们总是觉得二胡比起当时小孩子里流行的钢琴小提琴,不够洋气,小学时候上台表演拉二胡,底下的小朋友也不太会在意。但我拉得挺好的,那时候我家楼下住的老爷子是我的听众,老爷子脾气不好,常常呵斥在场地上踢球的那群男孩子,因为球老是往他窗户上砸。往上五楼住着一对老夫妇,应是知识分子,老太太很优雅,年轻时候应该也是位美人。她喜欢听我拉二胡,常叫我去她家做客,还送我小礼物。


有一次考级时的考官,是一位有名的二胡演奏家,叫李肇芳,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我们那组拉完后他让我留下,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学二胡,我想了有一会儿,用我的老师对我很好,我不舍得离开的理由婉拒了。后来我妈告诉老师,他相当感动。其实我一直没敢说,当时没有答应下来的另一个原因,是跟着那位老师学琴太远,而我晕车严重。


那时每次考完级我都会跟着我爸在附近一带游荡。我们好几次在金陵路上的一家乐器商店买过琴弦和松香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那家店买,但买了很多次,也就记住了。琴弦和松香是消耗品,我拉断的外弦比内弦要多上许多根。松香一般不是被我用完的,都是摔碎的,碎掉的松香用手碰上略微有点粘性,或许也不是粘性,但我形容不来,怪怪的。


考完十级之后,我就不太拉二胡了,三把琴被我束之高阁。难得碰琴是中学时候和同学上台表演。那次和另一位拉二胡的同学,还有一位弹古筝的同学合奏了《渔舟唱晚》,临时学的,还因为这事去了学古筝那位同学家里“排练”,最后好歹可以糊弄糊弄观众。学琴时我最喜欢七级和九级的曲子,书用破了两本,绿皮儿的。当时每天放学回去被逼着练琴,我妈和老师都要求我投入,有时候状态不好,音准出了点偏差也会被批。说得重了,我就边哭边拉,相当悲切,好几次想摔琴,也不记得究竟摔过没有。学九级的时候,老师给我们印了《蓝花花叙事曲》的谱子,因为在考级曲目里,而绿皮书上没有。曲子很长,我也拉得相当悲切。


去音乐学院最频繁的时候,就是学乐理的两个夏天。起初是我二胡老师的女儿教的,大家会去老师家里学。老师的女儿也属猪,比我大一轮,从小跟着老师学二胡,和老师很亲。他女儿讲课极清楚,讲一遍学生就能听懂。前几年听说,她早已结婚生子。后来就去音乐学院上课,上海的七八月极热,还会有台风。05年时“麦莎”台风过境,第二天路上的树被刮倒许多,音乐学院门口的积水涨成了河,顺着汾阳路流。


其实当时要是把二胡学下去,学到演奏级水准,大概以后也能出来当老师,顺带教教乐理挣钱,但走的或许就是另一条路了。人在艺术学习方面的天赋,分布得总是不均衡,我对画画或舞蹈就没多少天赋。学二胡是我爸帮我做的决定,我年纪小没多大主见,就这么学了七年,如果有机会,我是更想学书法的。


每次在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,出来总是围了一堆家长小孩。都说把时间花在学乐器上,多少剥夺了小孩童年的天真快乐,但回头看看也没啥遗憾。有考级的时候那边人流量大,有很多摆摊卖音乐碟片和出版物的,不知道正不正规。我还记得音乐学院旁边有家柏斯琴行。


前几年我曾在冬天夜游过音乐学院,学校很小,我进去走了一圈便绕出来。我觉得音乐学院还是很美的,包括建筑和树。不知是汾阳路那儿本身就美,还是过往记忆加持下的滤镜作祟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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